赫雷拉：丹尼-加西亚低估我了

作者的重点在肯定古老的中华法系中有许多值得当下借鉴之处，这在当时对古代法的研究已经习惯了否定、批判思维的学界来说，堪称是振聋发聩之音。

在西方国家，面对日益复杂的治理负荷，决策者需要借助先进知识和技术来改造代议制机构，推动公共机构改革，重塑民主治理的智识逻辑。算法在实际计算过程中能够将社会结构的不平等进行复刻、再现和放大，最终呈现在机器学习结果中。

算法不仅能够进一步明晰权力和权利主体之间的模糊地带，为主体合作提供新型技术纽带，减少利益交互中的合作难题，而且为关键词的几十亿次搜索记录来预测流感发病率，辅助决策部门决定是否启动流感应急预案。决策是面对不确定情境所作出的选择，而决策的科学性又是民主治理质量的关键因素。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算法决策面临三个维度的因果困境，即过程所需的基本事实缺乏优化、结果与以往决策的联系脆弱、决策背景和公众感知的可塑性不同。算法能够基于数据挖掘，建立目标个体的生物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层次和维度的数据档案，对包括公民在内的各种权利主体进行追踪和预测。从表1来看，基于算法的民主治理与传统民主治理之间产生了显著的差异。

预测性警务又进一步固化了种族化犯罪推定，是2020年美国黑命亦命运动爆发和蔓延的潜在原因。通过这些机制及其综合运用，民主治理能够解决复杂社会的多元利益冲突，维持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的利益平衡，以善治为导向，妥善解决集体事务，致力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13)上个世纪末，罗豪才教授提出过硬法与软法的说法。

总之，在人们的内心世界里，与法律义务相比较，伦理义务具有更高的地位，是一种更能够体现人类价值目标的义务。法律本身是引导并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当然，法律义务体现的强制性、被迫性绝不仅仅是暴力，而是法律规则的要求。一旦以遵守法律义务作为自己的行为理由，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身体偶有不适、个人出门晚了等原因。

必须明确的是，持枪歹徒对受害人发出的威胁绝对不是受害人的法律义务。法律义务成为人们行为的理由，绝对不是简单的、一蹴而就的活动，相反，它可能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行为理由与行为动机不同。持枪抢劫歹徒完全是根据自己私利而强迫受害人交出财物。法律义务总与理由相互联系。从这个角度出发，当义务内化为人们的行为理由时，实际上，人们也就是把国家权威内化为自己行为的重要参考因素，或者说，内化为自己重要的行为理由。

二、法律义务的另一种属性：行为理由前面所说的主要是归纳了英国分析法学代表人物对于法律义务的认识，而这种认识的特点是强调法律义务是命令，强调它的强制性，强调法律义务是外在权威所强加的一种行为规范。这两种属性的义务伴随不同的现象。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在强制性方面存在着差异。详见张恒山：《法理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0页。

在一个比较完善的法治社会中，抽象地说，法律。但是，有时由于种种原因，仅仅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理由，并不能保证合同中一方或几方的利益得以实现。

在人们形形色色的行为理由中，有宗教的、有伦理的，当然还有法律的。当然，也许行为人还有一些其他理由，但是，行为人在这些理由中间选定了法律义务，行为人强调了法律义务的重要性。

这一过程需要一些要素。例如，在纳粹统治时期，不少纳粹分子就以履行法律义务作为为自己恶行辩护的理由。⑩第三，哈特认为，奥斯丁对于义务必须包括惩罚或制裁的说法有缺陷，因为，如果只是强调一旦违反义务将会受到制裁或惩罚，也就是强调违反义务遭受惩罚或灾祸的或然性或可能性，那就将导致把义务陈述不是作为心理学的陈述，而是作为遭受惩罚或灾祸之或然性的预测和估计。③张恒山教授认为，法律义务，简单地说，是指主体在实际生活中按照法律规则的指示作(或不作)某种行为的应当性。(19)哈特上述议论的英文原文如下："but are also a reason or justification for such reaction and for applying the sanctions." Hart,The Concept of Law,(2nd Ed,Clarendon Press,Oxford,1994).(20)也许，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法律义务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成为人们的行为理由。在行为人自己的选择中，法律义务是其中一项。

相反，规范性理由就简单、直接多了，它们要么就是赞成或支持某一行为，要么就是禁止某一行为，一切都来得干脆、直接，因此，它们的空间相对狭隘多了。可是，行为理由则完全不一样。

其二，这种行为往往是行为人自己不愿意的。因此，所谓法治社会，其实也就是一种大多数人能够自觉地以法律义务为自己的行为理由，全社会都坚持严格依法办事的社会。

与法律义务的强制性相比，持枪抢劫歹徒纯粹属于违反法律，是一种法律即将给予惩罚的犯罪行为。经张恒山教授归纳，围绕法律义务的解释有九种之多。

在一个更加广泛的观察中，人们会发现，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方式)相比，作为行为理由的法律义务有时也不是那么绝对，它有一些相对性，这也不能不加以注意。应该说，法律义务完全能够作为行为理由。(14)看来，强制性问题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37)也就是说，X有法律义务做某事，如果与X有道德义务不做某事相冲突，就不能论证自己行为的充分合理性。

这说明，作为行为理由的法律义务并不那么绝对正确，人们完全可以说，假如某人有法律义务做某事，但是，如果此人同时有道德义务不做此事，那么，仅仅有法律义务并不能论证做此事的充分合理性。作为分析法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也讨论过行为理由的问题。

内容提要：法律义务究竟是什么，恐怕是一个与法律共生共存的话题。而后者则突出法律是人们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行为理由。

美国政治学者诺齐克归纳了人们对于理性属于偏见的种种批评，例如，它是以阶级为基础的观念，是男性的观念，是西方的观念等。他们以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为根据，认为任何结论性的东西，无论是一个决定、目的、计划，还是政策，都不能成为实现自身的理由。

⑨因为，在哈特看来，有时人的被迫行为并不意味着他有义务如此行为。(12)参见吴玉章：《法律强制性的差异》，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3-15页。总之，围绕着法律义务概念，学者们不能故步自封，还是需要不断地深入认识，不断地发掘出法律义务概念中所包含的，以前没有重视的那些属性。(18)哈特的意思是，偏离规则的行为不仅将招致敌视反应，而且本身就是敌视反应出现的一个理由或论证这种反应或适用制裁合理的依据。

进一步说，我们有必要超越法律义务即命令这个认识层次，超越人们履行法律义务只是因为人们担心不服从就会受到制裁这个层次，而挖掘出隐藏在法律义务中的另一种属性。与那些善意谎言和纯粹个性的行为理由相比，遵守法律义务的理由是正式的，也是可以验证的。

而规范性具有引导人们行为，成为人们行为理由的含义。这种信息十分重要，因为它才是法治社会的基础。

所谓硬法与软法的一个关键区别就在于，尽管它们都是法律，但是它们的强制性有所不同。当然，人们不能说，在法律世界里，只有法律义务能够成为人们行为的理由，实际上，除了法律义务可以作为人们行为的理由，法律权利同样也可以成为人们的行为理由。